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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我出生于天府之土成都平原。爸爸妈妈工作单位相距15公里，两岁半的哥哥还寄养在别人家，幸好有一远房姨妈来照顾妈妈和我一两个月。后来我就被送到同城的赵婆婆家，不料两三个月不到，小小的我就生病了：头颈发直，两眼耷拉，四肢僵硬，厌食呕吐，还有发烧。
妈妈带我到县医院去见那里的资深中医张医生，诊断结果是“生乕（？）”，治疗方法是剪下我的指甲在瓦片上烤干然后磨成粉吃。几天不见效，妈妈就带我到爸爸的工作单位。爸爸的同事们都吓坏了：是不是什么传染病？好心的就给爸爸妈妈介绍医生；也有人坚决要求把我带走，不能留在单位传染上别的孩子；还有同事就劝爸爸妈妈放弃我算了。
爸爸妈妈不肯放弃，就把我带到温江地区人民医院检查。陈医生是二姨妈的中学同学，四川医学院毕业，给我抽了脑脊液检查，结果判断是结核性脊膜炎，于是开了链霉素（注射）和异烟肼（口服）的处方。过了几天，病情明显好转。我就跟妈妈一起回家。回家后县车队的许医生大惊：完了，这孩子一定会傻！脊髓液怎么能抽？我非常庆幸爸爸妈妈还是没有放弃自己（许公乃我全家多年医生与朋友，我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护士学校。当然，在缺医少药的那时，许医生是大家唯一的希望）。。
妈妈很怀疑是赵婆婆的传染（她抽烟，咳嗽，呼吸气味极重。。。），就没有让我再到她家，而是请乡下的亲戚曹大孃来家照看。那时住在工业局，只有一间屋，爸爸回家就得到邻居家借住。我每天要到县医院打一针链霉素，每次只要往医院方向走就大哭，至今臀部还有个打针留下的伤疤。吃药更成问题，我不喜欢异烟肼的味道，坚决不吃。妈妈大孃想尽千方百计，把药拌入饭里汤里，有时候还得强灌。
半年以后，妈妈渐渐发现我听力似乎有点问题，对声音的反应很迟钝。爸爸担心长期链霉素会造成耳聋，就决定带我到成都川医去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