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的遗产

　　(周末多更一些)
　　行宫位于昆明城西北部五华山下，最早是黔国公藩邸，永历入滇后，改建为永历行宫，之后吴三桂占为王府，现在终于又回到大明手中，经过永历朝和吴三桂两次扩建，虽不及南北两京，却也占地数平方公里，出于安全考虑，皇家一律不用吴府旧人，反正皇室目前就一家三口，便仍由之前随驾从人伺候。
　　宫中本来就有演武场及马场等，三千余天子亲军便俱在宫中操练，宿卫禁宫。
　　云南本是老少边穷之地，西军入滇之后，在孙可望治理之下，达到了民享饶乐。孙可望接手云南之前，云南经济已经事实破产，一石粮食达到三十两之多，百姓饥馑病疫，死者八九。他接手以后，清理田册，没收大量勋臣及寺院等私有土地，推行营田制，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从他省转移流民，不足者借给牛种，又在全省范围兴修水利，使得全省耕地面积暴增数倍，达五万倾，几年时间把粮食价格下降到一石七钱。连清廷官员都不得不承认: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
　　清军入滇之初，是以天下之正赋而奉一隅之云南。孙可望仅靠云南一地，常年保持二十万大军，史载:一年土产财富，足供养兵之需，民富庶兵精强。
　　然而孙可望这么搞自然得罪了士绅地主阶级，也为他后来叛乱时成为孤家寡人埋下伏笔，因为永历朝官员上至内阁下至胥吏，基本都是滇人。
　　孙败亡之后，李定国基本废弃孙可望的政策，全面向永历朝阁臣官员妥协，废除营田制，采用早被时代抛弃的卫所世袭制，甚至有些地区恢复了领主农奴制。两年不到，米价就涨到十二两一石，生产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也为败亡埋下伏笔。
　　当朱慈煊看到李定国准备将三万倾无主土地恢复卫所之制，并分封有功的奏折时。朱慈煊毫不犹豫地驳回了。
　　这次罕见的驳回让李定国很震惊，因为这本来在他看来不是什么大事，他只是按例行事而已。于是他决定亲自进宫面圣。
　　之前朱慈煊从来不敢想土地改革，是因为他明白这种时候改革，无异于政治自杀。现在他才知道，居然有这么多无主之地，既然现成土地有了，永历朝臣又基本死在缅甸，这时候顺势恢复孙可望的土地方案是水到渠成，阻力最小的时候。
　　卫所制下，军户完全沦为军官佃农，毫无生产积极性不说，时日一久，甚至影响战斗意志。朱慈煊觉得李定国应该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但不知是他因孙可望的原因意气用事还是因循守旧，他选择了最坏的方案。这也让朱慈煊感觉到，李定国勇武有余，但是在民政处理上难堪大任，尴尬的是，手头没有合适的足够威望的内政人才。
　　经过朱慈煊一番剖白，李定国也是一点就通，毕竟孙可望主政时期云南财政状况有目共睹，对于陛下所说卫所制的后果，他虽然觉得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也明白一旦分下去，再收回来肯定更难了。最后议定，有爵者赏土地十顷至百顷不等，封王者千顷，其余约两万顷皆划为皇庄。这些地之前要么被吴三桂自占，要么分封各将，现在划为皇庄名正言顺。
　　昌武元年正月十五，军民过完元宵。云南各府贴出安民告示，无地少地百姓可租种皇庄田地，租子为所产三成，七成全归自己，并且不需另外缴税。官仓中的粮食已不足大军半年之供，粮食生产迫在眉睫。
　　这一举措获得了云南百姓的极大拥护，佃种皇庄的热情极高。唯一抵制的是云南残存的地主豪绅，因为经过清军兵乱，目前的云南人丁不兴，大量田地荒废，一旦农民都去租种皇庄田地，势必无人租佃地主土地，事实上倒逼地主减租。幸好此时云南的地主经过孙可望和清军两轮打击，暂时影响力有所减弱。这个决策又让军方让了利，目前来看也不损害土司的利益。百姓种不完的土地则安排军队耕种，并且也按照相同比例同士兵分成，并且承诺将会以市价向士兵收购多余的粮食。。
　　所有水利设施都是现成的，元宵一过，云南军民便进入如火如荼的劳动大潮中。只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蕴含着巨大的危机。
　　同时进行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李定国着手部署北伐，二是朱慈煊苦于人才匮乏，准备借登基之机，加开恩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