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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何必为难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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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喜欢李敖其人,也不喜欢其作品,尤其是《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要说李敖,那也是一位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他的头衔多得数不胜数,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比如说他是台湾作家、中国近代史学家、文化学者、时事批评家。李敖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郁,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李敖著作等身,有上百余种。西方传媒更是将李敖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但让李敖闻名于世的恐怕并非他的文章,而是他曾在凤凰卫视主持的两档栏目《李敖笑傲江湖》和《李敖有话说》,可见电视媒体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图书出版业(这也许就是人们读书越来越少、出版业日益没落的原因之一吧)。
  李敖是位大文豪,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是应该值得人尊敬的,这点我也不否认。李敖的书,我读的很少,只有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就是看了这一本书之后,让我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那就是李敖的书我便不打算再读了,因为我对他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书是我从华商书城上网购的。当初买书并非冲着李敖的名号去的,而是冲着台湾大作家柏杨去的。最初我以为柏杨除写了《丑陋的中国人》和《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两本书外,又另外出版了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买到手一看,竟然是李敖的作品,那就看看吧。这一看不打紧,可把我气得够呛。
  柏杨的千古不朽著作《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最早是1985年8月在台湾出版的。李敖的《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最早于1989年在台湾出版。李敖写此书显然是针对柏杨的。李敖胆子大,好骂人,谁都敢骂。在骂与被骂中,骂人者和被骂者都火了。
  李敖写《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书时已经是54岁的老先生了,没想到他的脾气还那么暴,火药味很浓,一点就炸。人常说“本性难移”嘛。这也难怪,2011年,李敖当时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就因为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小S说李敖暗恋其姐大S的婆婆张兰这句无聊透顶的话,李敖这位文坛巨匠竟然和傻大姐小S干上了,差点上法庭,闹得娱乐界好不热闹。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针见血、毫不隐晦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牢不可破的窝里斗、不团结、脏乱差、死不认错等丑陋本性,为中国文化破旧立新号准了脉、开对了处方,是中国人前进路上的一座灯塔。此书真可谓如当年丑死人不偿命的网络红人凤姐所言“向前推三百年、向后退三百年都无人超越”。2008年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台湾知名作家柏杨因为呼吸衰竭过世,享年八十九岁。柏杨去世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台湾前高官马英九先生说“柏老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结束”。
  李敖在《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书中对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大肆批判。李敖说,“邪门的是,有的中国人,他的眼中、他的笔下,只有三个臭皮匠,却无一个诸葛亮,并且视野所及,也仅是三个臭皮匠臭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这种人刊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大捞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的钞票,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尽于是矣。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中国民族性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是,以偏概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和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我觉得李敖这话就说的没道理了。平心而论,诸葛亮毕竟是少数派,大多的中国人都是臭皮匠。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你不承认都不行,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是没有用的。你整日狂妄地高呼三声“我是大圣人”,难道你就真变成孔圣人了吗?猪八戒再怎么喊“我是美嫦娥”,不也还是丑猪一个吗?再说出书赚钱,这没什么可耻呀,作家品德再高尚,他也要养家糊口呀。难道你李敖写书的版税都捐给社会了吗?
  国人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随便你说我怎么英明伟大怎么聪明盖世都行,但就是不能容忍你说我哪儿有缺点,一说就急,谁说跟谁急。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创作的散文《扁鹊见蔡桓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神医扁鹊进见蔡桓公,对他说:“你在肌肤纹理间有些小病,不医治恐怕会严重。”蔡桓公说:“我没病。”扁鹊走后,蔡桓公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再次进见蔡桓公,说:“你的病在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严重。”蔡桓公依然置之不理,又不高兴了。又过了十天,扁鹊再一次进见蔡桓公,说:“你的病在肠胃里,不及时治疗将会更严重。”蔡桓公又不理睬,还是很不高兴。不久后,蔡桓公病入骨髓,扁鹊见蔡桓公讳疾忌医、不敢面对现实,听不得正确意见,现在病重无法医治,便逃到秦国。后来蔡桓公果然体痛病死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要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意见,才能纠正错误、完善自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缺点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自己消失。能真诚地指出你身上缺点的人,都是你今生可遇而不可求的贵人。
  李敖在《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一文中提到,当年柏杨因为“大力水手事件”遭受蒋家父子迫害蹲大牢后,他四处托人解救,他一片侠骨柔情,却没有得到柏杨丝毫感激。李敖说,“柏杨这样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李敖在《义助柏杨的外一章》中说到,“后来有人不断打听我与柏杨之间,是否有什么过节,不然柏杨为什么对李敖形同忘恩负义。我左思右想,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柏杨和李敖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恩怨怨,恐怕只有他们两人最清楚,外人都不好评判谁是谁非。李敖反驳柏杨的文学观点,我觉得没什么不对,但如果为了反对一个人的某个作文观点,就去否定对方的人品,这就不地道了。李敖在柏杨头上扣了顶“忘恩负义”的高帽子,我觉得这就是李敖的狭隘了。
  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向来赞成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对某件事或某种现象的看法。文学评论应该是各抒己见,无所谓绝对的对与错,言之有理即可。文人也要遵守职业道德,文学评论仅限于学术观点的赞同或反驳,不能因为文学观点不同,就对异己者评头品足,甚至是进行人身攻击,这样就背离了文学评论的公正原则。。
  “文人相轻”也许是读书人的丑陋本性,这样可以借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人都不容易,何必相互为难,放自家兄弟一马吧!
  柏杨去世十年后,李敖于2018年去世。唐朝崔颢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死泯恩仇,是非曲直都由他。今人若能从柏李之争中获得某些借鉴,从此客观公正地对待文学评论。这又是两位大文豪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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