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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若读者仍有耐心，不妨先将西班牙人的故事暂且放到一旁，让我们将目光放到日本。
这是一个普通的夏日清晨，海面平淡地没有兴起太大的波浪，白云渐渐地在天空铺满了一层，远处青山隐匿其中。
三浦菊治郎从东京的报社辞职之后，就回到了长崎父亲家里。今晨一早六点多，他就穿戴整齐走到了玄关处，换了鞋。清晨的阳光从窗户洒进了房间，正对着窗户的台上供奉着三浦家一把祖传中国样式的宝剑，那剑在阳光下熠熠生光，似是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菊治郎想起自己儿时也是这样走出玄关，在母亲的目送下背着书包去学堂，那阳光和现在多么相似；他又想起父亲总是毕恭毕敬地取下这把宝剑轻轻擦拭，教他念着剑柄上写着的“玄涛宝剑”。想到这，菊治郎不自觉地嘴角上扬，但又“唉”地一声叹了口气，后悔这次回到长崎之后还没有去过母亲墓前祭拜过。
菊治郎在玄关呆呆站了足足五分钟，回过神来看到墙上挂的时钟，竟然发现分针已经指向了数字十一处。他吓得差点叫出声来，便赶紧套上鞋子，用力一蹬，连袜子都没有弄得齐整，就匆匆跨上了院子里的自行车，一溜烟儿地骑了出去。
菊治郎经过了一根跟着一根的低矮电线杆，还有墙上已经掉色了的战争口号，终于感到了一处路口。他气喘吁吁地下了自行车，闭了眼睛调整呼吸，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才推着车来到拐弯处的便利店。不差一分一秒，他推车走到店铺门口时，店铺刚好开门。他停下脚步，和店主礼貌地寒暄了一番，要了份梅子。店主转身到身后的柜子里帮菊治郎去取。趁着这时机，菊治郎探头向店里张望了一番，没看到往日的那位少女。店主用余光瞥了瞥这个年轻人，然后漫不经心地谈起女儿和她堂妹一起去乡下看望爷爷的事情。菊治郎听了，垂下了头。
菊治郎抱怨了最近几个月来，晚上总被飞机的轰鸣吵醒，几天前的广岛原爆也甚是骇人，虽说战争已经打了好多年了，但近一年来才切实地感觉战火的脚步越来越近。那店主回过头来嘲笑了菊治郎，忍不住隔了白色衣袖挠了挠手臂，沁出斑斑点点的血渍，说“习惯就好”。菊治郎好奇他为何大热天还是穿着长袖，那位店主竟骄傲地笑了，撩起衣袖，露出了烧伤的瘢痕。
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伤痕，菊治郎眼睛一睁，头也往后缩了一下。店主用那满是伤痕的手臂把自己支在了了挂着旭日旗的杉木柜台上，侧身往后用拇指一指。菊治郎的目光顺着店主的手指往店铺深处看去，在昏暗中看到了一副吕宋岛的地图，还有用玻璃画框裱起来的表彰状——透过反光，隐隐约约可见红色的军部印章。这是新挂出来的，之前没见过。
菊治郎揉了揉衣角，和店主说他对菲律宾的风土历史也颇感兴趣，还说他翻阅古籍看到了日本的前辈与西班牙人在吕宋岛上的斡旋，想有朝一日战争胜利后去当地游览一番，说不定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就算菊治郎说的多么激动，店主只是礼貌地听着，不时“哦、哦”地搭上几句，然后利索地把梅子用纸包了起来，递给了菊治郎。菊治郎接过包好的梅子，放进侧背包里，对着店主鞠了一躬，跨上了自行车。店主让他下次再来，菊治郎说“一定、一定”，就骑着自行车绕回了家，朝另一个方向的诹访公园骑去。
县立长崎图书馆就坐落在公园边上，本来也算僻静之地，往来的人已算不多。自从去年图书馆大楼就被军部征用后，除非能在战时也保持好奇之心的人，决不会再来书库内借阅书籍。但恰巧菊治郎就是始终保持好奇的一人。
菊治郎骑着自行车，上了一个小坡，经过了两根电线杆，来到一个哨岗。站哨那人把步枪支在树脚，躲在树荫下纳凉，远远地就瞧见了菊治郎。等菊治郎骑近了，他就朝菊治郎挥了挥手，菊治郎自然也就下了车向他点头，推着自行车就向书库走去。
其实菊治郎从东京回来也才一个多月的光景，图书馆上下乃至哨岗的人都好像同他成了故人，有时还三言两语地攀谈起来。这一个多月来，菊治郎每天都和诘屈聱牙的汉语书籍打交道，而馆员从未见其他人借阅过那些书籍，于是也很好奇其中写着什么。这天值班的馆员打趣地问他，有什么新的发现，会不会有白居易的新诗，可没想到菊治郎却一本正经地反问：“白居易不是唐朝人吗？”逗得那馆员捂着嘴笑。
对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汉语已然是复杂难懂，更何况要准确地阅读文言，更是困难。然而菊治郎毕竟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东亚历史，所以文言阅读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几年前他被报社的上司布置了一个任务：写一篇文章论证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日本人已经统治了菲律宾，如今的战事不过是在收复故土。当时报社还给了他和同事许多的中国或日本的古籍，希望他们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然而日本似乎对这化外之地兴趣缺缺，中国的古籍中反倒写了许多华人在吕宋的经历。最终他只能胡乱编造了些战国浪人的故事发表出来，但没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虽然菊治郎后来辞职了，但这个话题也引起了他的兴趣——当年日本浪人究竟在吕宋岛上做了什么？
菊治郎戴上了手套，接过馆员递过来的一本书明代粤人写的《东洋列国志》和吕宋岛地图，在空桌位上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他接着昨天读到的地方继续看了下去，看到其中有“嘉延城”一节，眨了眨眼就翻过去了。
正当他把书页翻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又翻了回来，用手指指着一个一个的汉字，用极其复杂的日式文言发音在嘴里喃喃地读了起来：
“嘉延城，土夷所筑也。初只一丘，夷酋虑佛朗机之将至，乃择址筑城，徕华倭诸人以守之。”
初读之时，他以为只是万历年间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中“加溢城”之音谬，况且开头记载的内容与《东西洋考》中大体一致。但他仔细一想，“延”字与“溢”字的发音完全不同，前者是平声，而后者是入声，说什么也不可能混到一块去。于是他便继续读下去：
“嘉延者，加嘉延之略，盖土夷语言之谓大河也。以城临河而背山，故名之。”
菊治郎立刻摊开了吕宋地图，找到了马尼拉边上的甲米地，那就是古文中所称述的“加溢城”。可是那地方是个马尼拉湾里的一个半岛，周遭也没有什么大河，可见“嘉延城”并非“加溢城”。
于是菊治郎就更加好奇了起来，因为这地方似乎在其他的文献中并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而且书中明确说了当地的夷酋“徕华倭诸人以守之”。莫非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日本浪人在菲律宾的故事？
首先，他需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嘉延城”究竟位于何方：
“自广州开洋，出零丁洋，入七洲洋，行乙辰针，历诸岛，乃入港，凡半月可至。舟人谓寻港为难事，盖弥望之际，皆修藤古木，黄沙白苇，不易辨认。有数河入海，其最宽者有一浦，名曰霞浦。自霞浦溯流而上，复历一日之程，乃至于城下。”
他又向图书馆馆员要来了亚洲地图，他用手指指着地图，顺着广州的西南方向寻了下去。手指经过了巴丹群岛，过了巴林塘海峡，来到了巴布延群岛。再继续向南进发，来到了吕宋岛的最西北边。他数了数从岛上汇入大海的诸多河流，发现最大的那条河竟然正是卡加延河，与中文的“加嘉延”发音几乎不差！菊治郎兴奋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几乎就要从座位上一蹦而起。
他继续读道：
“城周围可二里，南北向各开一门。墙高二丈，垒石为之，而无女墙，石甚周密，不生繁草。城内设圩，以蓬席之类铺于地间而作铺店，华倭番夷，往来买卖。夷酋居城中一院，皆覆石瓦，百姓则用草盖。”
菊治郎嘴角一笑，感觉这座“嘉延城”在当地地位颇重，也许日本浪人就在这城池处颇有一番作为。于是他往下看着：
“时佛朗机引番师自北而寇，夷酋募勇，欲拒之于河上。移舟相近，来去争舟数回，激战久之，不克，而寇援又至，遂败走。带甲入水溺死者众，而舟中之指可掬矣。”
菊治郎原本以为可以读到其中大书特书浪人的英勇战绩，可谁曾想寥寥几句就写出了这般死伤惨重——船上被斩下的浪人手指竟然可以捧一大捧！他读及此处，连连叹息，但转念一想，这不恰好说明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的影响吗？而且即使是浪人，也能够和来自欧洲的正规军队打得“来去争舟数回”，也是很令人佩服。
想到这里，菊治郎就继续读了下去：
“粤西陈公以侠闻，好抱不平。喜剑，有剑名曰玄涛。陈公常行于海上，其本名不闻于世，舟人尊之，呼为大夫，故以此为名。”
菊治郎挠了挠头，皱起了眉头。他将身子往后一仰，伸了个懒腰，望向窗外。他的思绪一下又被拉回了现实，窗外偶有鸟雀飞上枝头，唧啾鸣叫，恬静可爱。这也许不是他想要的故事，但也许也就是事实，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许多回了。菊治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翻开了书：
“酋闻败绩，大惧，遂会陈公于其院中，图御寇于城下。陈公怏然允之，立而对曰：今贼师愈近，众方摇摇，而守城之事，非上下同欲者不胜，故城主足下，请身先士卒，披甲登城，以彰其志。夷酋阴不欲从，然勉为之，遂有间，后终日饮酒于院中，不复问战事。及番寇至，其将欲降城主，乃许以官俸。有仆劝其主者，陈公面酋而斩之，遂据城力战。寇安炮发石，连击数日不绝，墙碎城破，陈公趁夜而出。”
菊治郎眉头锁得更紧，挺身站了起来，狠狠地跺了几下脚。馆员看到了噗嗤一笑，菊治郎恍然才回过神来，赶紧鞠躬道歉，才坐了下来接着读下去：。
“番寇得嘉延城，乃抚其原主，而屠尽城中所徕华倭。陈公闻之大恸，乃招集勇士千人，陈兵河边。番寇出，列阵以迎，而夷酋亦在阵中。陈公见之，乃率兵猛冲，凡三往，斩其首乃去。”
菊治郎读罢，已是将近十一点。他合上了书，归还给了馆员，就从图书馆中出来，走到了诹访公园中，在松树荫下眯着眼睛，点燃了一支烟，大口地吸着。然而突然之间，警报拉响，菊治郎也没太在意，只是一路小跑出了公园，毕竟美军空袭往往只炸工厂。他推着自行车往外走，可直到一阵亮光闪过，他才意识到情况与以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