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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虽看不出曾做过武士，但绝对有来头，不是一般人，我主动凑上去与他聊了起来。他操上海口音，他说他原是蓝天服装店六股东之一，一九五六年响应周总理“繁荣首都商业”的号召从上海迁入北京王府井。老北京都知道蓝天造寸蕾蒙，那时候穿上一套蓝天服装店裁剪的西服，到四联美发厅做个头，在中国照像馆来张全家福，再奔城南的美味斋点上一道地道的上海菜，几乎成了那个年代北京人心目中最有面儿也最奢侈的愿望。我问老人一九六六年八月可在店里？老人说在。这一下子勾出了我一件难忘的往事。•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刚刚开始，当时我十三岁，也加入了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列。我每天穿着父亲的旧军装，戴上军帽，扎着武装带，跟着大骇子上街找资本家。一天，我们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看到旁边一个二层小白楼，也就是现在工商银行王府井办事处所在地，当时是一层卖百货，二楼是住家，店主可能就住在楼上，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头影在窗口亮了一下马上又缩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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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从派出所得到信息还是有人背后操纵，红卫兵知道了楼上住的就是资本家，就在楼下狂喊：“资本家，滚出来！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不多会儿，几个红卫兵冲上楼去，揪出一个穿黑衣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接着举起皮带就打。楼下的女红卫兵手拉手拉起一个圈儿，看起来要先开个批斗会，然后送派出所，由派出所遣送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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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天良心好像叫狗吃了，竟没有一点儿同情之念。一阵狂喊狂打之后，老太太已经站不稳了，一动就摔倒。这时红卫兵注意到老太太穿的高腰皮鞋，一位很有才华的老干部的子弟举着皮带叫老太太把皮鞋脱下来，嘴里嚷着资本家怎么能穿皮鞋！接着就是狠狠的一皮带，老太太这回重重栽倒在地，皮鞋甩出老远，滚出一个棉花包着的金镏子••••••我问老人是否还记得当年王府井发生的一幕幕惨剧，是否还记得那位开百货店的老太太？老人说还记得，但人全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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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王府井的时候，这时出现了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给红卫兵照张像行不行？他说他是《人民日报》记者，并给我看了记者证，我清清楚楚记得记者证是朱红色的。他让我们排成两排，前排蹲下，右手握红宝书，他是用德国蔡司120相机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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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当年的大孩子红卫兵多因文丨革丨丧失学业或因家庭问题一辈子碌碌无为。我对老人说，这些年您受委屈了。老人这时目视着前方，很坦然，好像人生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看得出他唯一惋惜的就是孩子。他说是的，我的孩子同你差不多大，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还好，改革开放了，我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加拿大。西服红火的时候，我给人做西服，也挣了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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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爱憎分明的鲁迅见了车夫和老女人差点儿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教他惭愧，催他自新，不知遇到这事会有何想？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许多往事在淡忘，唯有这件令我自疚，让我心酸，催我泪下的往事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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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当您和孩子漫步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的时候，别忘了到大街178号的蓝天服装店看看，买条领带，或让操着京腔儿的上海师傅的后代量身西服。再到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的塑像前，与他并排站着，就在您的右手边，文丨革丨后是北京工商银行办事处，文丨革丨前是个二层小白楼，一层卖百货，二层曾经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一生的心血没来及带走，只藏了一个金镏子，还丢在了王府井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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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6
日期：2007-12-14:01:09
空军大院也有《活着》
不论是余华的小说《活着》，还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都感动人，很多人是一遍遍看，一遍遍想，看完电影找来小说，读完小说又去看电影。人们这样做图什么呢？是在图看个人生的戏剧变化。从此，大家明白了，活着比什么都好，别再张家长李家短抱怨了。不过，我写空军大院《活着》，可不是写阔少爷在吃喝嫖赌或二流子在设赌场骗局，而是在写空军老干部的戏剧变化人生，恐怕不会有人是在看笑话，一定会含着泪水在读了。
最近，我在《万维论坛》赶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时朋友华建国，他父亲是空军第一任通讯兵部部长。他在电话上第一句话就说，潘涌，万万没有想到你变成文人了，而且现在讲话也不结巴了，听说你到哪都是胡抡乱侃，没有对手，小时候你的结巴可真厉害，五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我一听大笑起来，人哪能都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都一个模子向外倒，那不成了样板人了吗。我同建国讲了我的写作想法，写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空军的老部长，他说，好啊，要写先从你爸情报部开始吧。
在应用卫星技术之前，侦听一直是我军获取敌军和外军军事部署情报最有效的技术手段。红军时期，红军靠着她成功地摆脱了国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在延安的窑洞里，这些红军老前辈又言传身教，培养出数十名侦听精英，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开始大显神威。可靠准确的情报，使得国军又经不起共军的围追堵截，最后兵败如山倒，去了台湾。现在不知台湾方面还有没有人研究这段历史。
这些侦听精英是我军真正的无名英雄，直到如今他们子女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写出一篇较为详细的回忆文章。只知道他们级别高，有战功。在没有录音机之前，干侦听的有个基本功：压码技术，即耳朵里听到的电码与手中抄写的电码中间能相隔几位电码。一般人经过一年训练后，能有压两至三位电码水平。一九六四年，全军搞了一次侦听人员大比武，冠军是能压五位码。老红军当年培养的精英中，有两个能压七位码，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的记忆力极好，可能受父亲的遗传。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上级有重要情况通报，领导总会派这些精兵强将当班，所以他们的立功机会也比其他人要多一些。父亲是这批尖子中第一个被任命为侦听技术处处长，之后，又在一九五五年在武汉成功地截获国民党当局准备爆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极为重要情报，把我军的侦听事业推向了颠峰。顺便说一句，当时全靠人工记录，一旦错过良机或记录错误，可就再也找不到信号了。
随着党史文件的大量解密，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当年老一辈的**领导人为什么那么重视总参三部，文丨革丨时全国大乱，三部不乱，在老一代的眼中，那是命根子，打蒋介石的黑桃尖。全国解放以后，侦听行业继续扩大，由单一电码侦听向多语种发展，专门成立了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干部开始向空军，海军，外交部输送。
一九五九年，父亲三十六岁时调入北京任空军司令部情报部付部长，我想主要工作是组建空军的侦听部队。这些后来组建的侦听部队全部布防在我国四方边境地区，对当时国家安全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台湾海峡紧张时，空军成功地用地空导弹击落多架美蒋高空U-2侦察机，可能有这些技侦部队提供的准确情报。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我国最先知道九一三事件时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空中起火坠落的消息，是设在太原的某技侦团，他们在第一时间侦听到蒙军的通话。
父亲到空军的时候，情报部已有一位部长，两位付部长，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干的是哪方面的情报工作，只知道一个付部长做过二野的情报处长。他们都是老资格，后来定级的时候，部长为九级，两位付部长为十级，父亲比他们要年轻很多，定为十一级。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几家关系还很和谐，虽来往不多，但也不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当年老干部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特点。有段时间，我经常趴在窗户上等父亲下班吃饭，常看到他们四人有说有笑地从办公室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