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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天祥遇到最多的是挫折。先是为了留北京，在母亲的诱导下读了个技校当了工人。国家恢复全国高考后，又稀里糊涂报了理科专业，最后数理化几乎以零分而落榜。其实天祥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了绘画和写作，比同时长大的孩子要多一分天份，如果当时报的是文科专业，也许命运就不同了。在后来的两年，任祥一直努力习画，一心想考上美术专业，但老天无眼，又敌不过一大批后起之秀，岁数上已经没有优势了。天祥和大院众多的没有上上大学的孩子一样，没有太多的抱怨，开始拼命作画。这条路又是长而曲折，很难看到头，不管怎样十年后已经看到曙光了。一九九四年，他们几个当年毛头孩子组织了永远载入空军发展史册的空军后代惊蛰大聚会。一九九五年我见到孙天祥的时候，无情的岁月再次把任祥抛到人生的低谷。先是家中发了一场大火，烧尽了天祥的几乎所有，包括四岁以来的照片和二百多幅画作，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眼看着十几年的辛苦付之一炬，他说心如刀绞一样。接着是妻子到了澳大利亚后一直没有消息，有一天终于等到妻子的家书，打开一看是一封离婚协议书。我当时情况仍然不好，再次选错了行，我盲目引进了十辆热狗推车，想摆在北京市里，结果市容管理部门不让摆，最后连放的地方也没有。我俩在那时可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一起住在空军情报部老部长孙绪浩儿子孙燕晨公司的办公室里，天祥晚上睡床，我睡沙发，那段看不到黎明的岁月，孙燕晨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这个人倒驴不倒架，心中再有苦衷也不会对人说的。我俩经常买安徽人卖的肥肉包子吃，这是北京人的最低消费了，人落魄到这个份上吃什么也不挑了，我喜欢蹭他的希尔顿烟，晚上我们同室异梦，各自盘算着今后的打算。最后我们不约而同决定出走美国，按天祥现在的话说是上帝给了他一条生路。
我一九九六年底到了美国，一年后天祥也来了，他是结婚陪读来的美国，据他说行囊里装的只有画笔和颜料，想画一幅人生更美的图画，可到了美国又是另一番景象，他不得不再次重操旧业，老老实实做工了。好在读医学博士的妻子十分理解从风雨飘摇中走过的天祥，动荡造成的学业上的差距使他们更加恩爱。现在有的人看不起魏京生，说他没上过大学，我说小弟弟小妹妹们，别这样，魏京生在育鹏就才学出众，初中上的是北京最难进的人大附中，是那个时代没有让他上，天祥也是一样。
今年我大病初瘳后，决定进军K57,再掀起一股空军后代思念的狂潮，毕竟上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在K57网上公布电话号码六个小时后，就接到天祥从WestHartford打来的电话，原来我们同在一个州，开车只要四十分钟，这么近，我们竟相互不知道，我们约定尽快见面。
我终于见到了分别了十年的天祥，他的爱妻和两个孩子。落座后我最关心的是大院空军后代的情况，我说我在NewHaven这么多年还真没见到空军后代来Yale读书的，任祥说，有一个，是邢永宁的外孙女，她高中上的是北京四中，之后获全额奖学金在Yale读的本科，去年毕业回去了。邢永宁是空军军务部第一任部长，除文丨革丨初期有一点冲击外，以后一直官运亨通，别人下他总是上，最后官至中将。
04/17/07
日期：2007-10-213:30:38
父债子还
父子关系除了正常的血缘亲情关系外，还有一层坚不可摧的一致对外的能力，就是人们常说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说法，而且还有不少典故。不过我不主张“父仇子报”，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延续仇恨，我倒主张“父债子还”，因为上辈的事能在这一代迅速有个了解，往下还是做朋友。
从法律的角度看，就债务来说父子之间没有连带延续关系，但我确实看到父亲的债，儿子非要还的情况，这时明眼人都知道，儿子还钱的过程是在表明他的信誉和品质的过程，这种事多出在山西大商人家族中，为得是叫别人看到信誉，生意好继续往下做。一百多年前上海《申报》报导一个父亲欠债，儿子还的故事。说是多少年前，父亲同英国商人做茶叶生意，没想到不但赔了本，而且父亲又意外去世，一直欠着英国商人几万大洋。又过了几十年，儿子看到英国商人登报指名讨债的广告，一看是父亲的名字，就二话不说找到英国商人还钱，后来这两个家族的后代又继续做了几十年生意，直到一九四九年**建政，英资从大陆全部撤走。当然这件事是听说，我亲眼见到的还真有一件事。
我小时候在空军大院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梁建国，住四号楼。梁建国虽和我同岁，但好像发育和其它方面都晚些，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办什么。一天我问他，你妈把钱放哪，每天上锁吗，他说知道放哪，不上锁。我说要是这样，你能不能偷上个几十出来，咱俩去买上几只鸽子养一样，养熟了，早上把鸽子放出去，晚上还能飞回来。
一个星期六下午，建国把钱偷了出来，一共三十。我带着他到羊坊店养鸽子的人家买了两只雨点，两只瓦灰。可能建国一下拿的太多，那时三十块可是个不小数目，被他妈不久就发现了，建国说了实话。这件事没有过去，不久建国的小妹妹来到我家找我妈，说是她妈叫她来要钱。那天我也在，我妈二话没说就掏出三十块给了小妹。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可我一直记着。一九九五年再次见到了建国，儿时的友情还在，顿时我们又成了好朋友，那段时间我没事儿，经常到他家住着，那年他刚做了笔顺手生意，手头挺宽裕。我有个毛病，心里记着的事总想再说出来，终于有一天我顺口说了，我说你妈当年还欠我二十块钱呢。这事儿好像建国也没忘，这时见他脸色铁青，额角的青筋都爆了出来。他二话没说，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五百块钱要给我。我一看这架势，太认真了，马上说，是在开玩笑呢。建国反而不依不饶了，说，老潘，今天你不把钱收下，跟你没完，咱俩今儿算摆平了。
现在回想起那段往事，建国同我见面后，每天摆宴请我吃喝，可能是在想暗暗地摆平那三十块钱旧帐，只不过说不出口吧了。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建国是个仗义的好朋友，我们俩相约找机会做些服装生意，可是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不久他被诊断出患了淋巴癌。我来美国前几天排列同最好的朋友告别名单，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天他强忍着化疗的痛苦陪我吃饭，不是仗义的朋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看着他咬牙痛苦的表情，知道他明白，这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要吃好。这么好的朋友为什么上帝非要把他早早接走呢。
有的时候父亲没有欠债，而人家却登报指名道姓说父亲欠了债，儿子见到了会怎么想呢，这样巧合的事还真让我遇到了。这件事文丨革丨期间发生在空军情报部，帖子是小学同学周向阳写的：
祝庄厚，现年77岁，1950年元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入党，历任西北野战军独立十三团战士、文化教员，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参谋、战勤组组长，1976年4月回到家乡，1980年任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供销社主任。1992年5月退休。现住湖北口回族乡泗峡口集镇。以下是祝庄厚写在郧西县县志中回忆录摘选：
文化***中的1969年9月，我受林彪死党贺德全的迫害，把我遣送到空军设在贵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多，林彪反党集团完蛋后，我一家人才回到北京，正要分配工作时，恰逢“四人帮”批邓，他们逼我交出当年我与***等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我拒交，“四人帮”专案组长潘斯福，根据地方个别人的假材料，逼我转业，欲把我发配新疆边关去，我考虑再三，放弃转业，选择复员回老家湖北口当农民，直到1980年5月，空军丨党丨委给我平反昭雪，恢复工作，……。